自古以来，历代名医治病无论方剂大小，都以当时辨证论亼，证机合一为主，以效如桴鼓为准则，既病防变为治则。从单方药证到经方方证，从小方到大方，从七方十剂到现代方剂学，都显示出生生不息的学术造福苍生魅力。今以大方派立论，彰显大方派灵活应用者的心得体会，供同频共振者参考。
关于方剂应用的大小问题，这是一个人的认识观问题，至于什么时间用大方或是小方，则完全要看目前病人的情况而言。如果病人的病情简单，证候典型，那么先生在临床上也常用一些经典名方，而且临床疗效也较为满意。可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病人，比如慢性肾衰等，大都是比较复杂的病情，也就是所谓的疑难杂证，这些病情往往是虚实并存、升降逆乱、气血同病、痰瘀互结、寒热夹杂、脏腑受累等较为复杂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单纯应用那些经典名方、小方，的确是不能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所以在临床多年的工作中，针对一些疑难杂证逐渐摸索出了应用大方的一些经验。
关于应用大方、复方重剂治病的源流，应当是始于《内经》时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表明早在《内经》时代，对13味药物组成以上的方剂，就称之为大方，也就是所谓的复方。根据历代的演化及先生自己多年的经验，认为在15味药物以上组成的方剂称之为复方、大方较为合适，一般以20味药物左右组成的方剂为具有代表性。其实大方在临床上的特殊作用与功效，历代医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只是没有系统的总结与归纳。如清代医家喻嘉言曾说：“大病需用大（大方、大药）药。”清代医家王孟英也曾说过：“急病重证，非大剂无以拯其危。”
在大方的应用上，临床上我们仍然以辨证论治为前提。如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经验方增血汤，就是以温补肾阳药组（巴戟天、仙茅、补骨脂、菟丝子、肉桂）为君，补肾为主，达益精生髓生血之目的；依据阴阳互根的道理，同时臣以滋肾阴药（女贞子、枸杞子、制首乌、山萸肉），达阴中求阳之目的；佐以益气养血药（当归、*芪、太子参、山药、白术），借以达到后天补先天的目的；最后使以激活脾胃药（砂仁、陈皮、鸡内金），以促进药物吸收与利用。组成这样的大方，在临床上经过长期观察，临床疗效非常满意，而那些常规小方子治不了疑难杂证。
在把握大方应用上，一般以组药（如方中含有四君子汤、当归补血汤、生脉散、小陷胸汤等）为君臣佐使作为掌握辨证要点的；或者以药对为特点（如知母与*柏、藿香与佩兰、陈皮与半夏等），或者以药队（如行气用木香、枳实、大腹皮、川楝子、槟榔、厚朴等同类药组成一队来加强疗效）来达到照顾全面的情况或是加强某方面的功效。
在这些方剂上的理解和记忆上，我们仍然要熟记《汤头歌诀》、《方剂学》中常用的一些方剂，在现代的《方剂学》中虽然大方不多，但我们临床上可以将这些方剂按照辨证论治的原则进行合用，这就组成了所谓的大方。如辨证为气阴两虚、痰热内扰、心神不宁，就可以用生脉散合当归补血汤加温胆汤再加安神定志丸等。在历代的《汤头歌诀》中有一些大方，如*芪鳖甲散、中满分消汤等，这些方剂组成较大，临床上应用也较为广泛，可以重点记忆一部分，临床上应用时就方便了。
大方治疗的病证，大都为疑难杂证，这些病证不仅辨证困难，而且往往是呈现矛盾复杂化的多层矛盾表现，不仅矛盾呈现多元化的现象，而且证情往往出现双向性的两极差异，常常是寒热互见、正虚邪实、升降逆乱、阴阳两损、气血同病等多重矛盾存在。
因此，根据《内经》中“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以及“间者并行”的原则，用多向调节的方法来治疗这种错综复杂证，因而形成了大方治病的特色。
与此同时，大方应用某些药组，由于剂量或数量的差异，也形成了君臣佐使的目的或解决矛盾多元并举的能力，因此而解决了常规方法无法解决的疑难杂证的复杂情况。
关于大方治疗的真正内涵，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一步的认识。
一是治疗协调配合观点。《素问·至真要大论》也曾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谓之臣，应臣之谓使……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就是说治疗复杂的疾病，不但要注意大的原则，而且还要注意方法，在遣方用药上要有像弹钢琴那样的节奏感，才能配合好以弹奏出美妙的乐章来。
二是矛盾的运动制约观。在许多情况下，疑难病治疗不少人都比较重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既重视主要矛盾的解决，而忽视了一些次要矛盾的处理，因而久治不效。这是因为在疑难病中，矛盾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些矛盾在其自然的疾病转化过程中，或是在药物的治疗过程中，其矛盾的运动观点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些矛盾在运动过程中，一些看来并不是主要矛盾的方面在转化，不仅制约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同时也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运动与解决，甚至有一些次要矛盾会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因此，要想在矛盾中解决矛盾中的运动制约，而只有大方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既然大方有这种解决疑难病的能力，那么两种作用相反的药物如果在同一罐内煮，会不会相互克制？或两种相反的药物如不相克制，却是分道而往，成了补药益于邪处，攻药击于虚处，热药达于热所，寒药过于寒所，则攻其不应攻，补其不应补，寒其不应寒，热其不应热，不是无益反而有害吗？这种看法是单纯的药物观点，没有从药物所作用的人体病证来考虑。药物有升降沉浮、四气五味、归经脏腑各不相同。如《素问·宣明五脏》所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表明每一味药都循着“同气相求”或“以类相从”的规律，根据自己所喜与病证关联性，而有选择地分别入于各脏腑之中，达到调养或调节各脏之形气及其所主之“体”和所开之“窍”等之目的。人的病证各有脏腑经络之不同，而药物亦各有所擅长，各有所归宿，脏虚的则用补脏的药，腑实的则用泻腑的药。例如，脏虚腑实以人参、大*同用，则人参补脏之虚，不会补腑之实，大*去腑之实，不会泻脏之虚，所谓“有病病当之”。
因此，这里牵涉到中医临床药动学的基础理论内涵，只有以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才能进一步证明大方治疗奇难杂证的真正机理和内涵。
既然大方治疗奇难杂证有这么好的临床效果，那么，应该怎样去掌握一些大方的基本规律呢？要想掌握并应用好大方的治疗规律，我们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学习。一是要掌握中医教材《方剂学》或《汤头歌诀》的数百首方剂，这些方剂虽然都较小，但如果把这些小方加起来用，这样就形成了大方，但这仍然要以辨证论治为前提。
如果一个辨证为阴阳两虚、湿热蕴结、瘀血内阻之痛闭时，就可用金匮肾气汤加四妙丸合桃仁承气汤或再加滋肾通关丸，这样就组成一个符合证情的大方了，临床疗效也会较好。
二是要熟记一些临床上常用对药，在对药的应用上，有相须药对、相反药对、相使药对等多种情况。
特别是当代已故著名医家施今墨先生的药对特色，要研用其临床价值，对药配合作用有些都比较特殊，这对于组合大方治疗疑难杂证具有奇特的作用和疗效，一定能在潜心研究后方可应用自如。
三是要熟记一些经典的大方子，如*芪鳖甲散（17味药）、升阳益胃汤（16味药）、防风通圣散（17味药）、保真汤（22味药）、薯蓣丸（21味药）等。
施今墨先生是应用大方的杰出代表，研究他的学术经验，将来对我们应用好大方治疗奇难杂证会有更大的帮助。
有名医说道：“医圣仲景为中医定规，人体无非十二经，就算十二经全部有病，每经一味中药，一个处方也无非十二味中药，人不可能十二经全病，否则就离死不远了，仲景《伤寒论》，处方基本就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基本都是一至二味中药的处方、三至五味中药的处方居多，八味中药基本就算大方了，这样的处方已经历经两千余年，至今仍然效如桴鼓。医圣处方最大、药味最多的一个处方是薯蓣丸。”《伤寒论》的确是当代中医入门宝典，难道开出违背宝典的中医处方的医生就是庸医吗？首先，我必须强调的是：在任何的医疗行业里，疗效才是硬道理。临床中遇到许多患者，得了疑难杂症，也遍寻名老中医，喝了几个月的中药，却毫无疗效，被中医耽误了病情，就成了“中医黑”。经方派一直是中医界的主流，他们提倡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标准，提倡药味不超过九味——很多医生只知道这个理论，却不知为何会有这个说法。在古代传统文化中，九是数之极，这其中涉及到了《易经》的知识，就不多作赘述。可是，“方不超过九味”的说法终归只是《易经》里面延伸出来的一个说法。何况，严格来说，就连古代也没有要求医生一定要用“小方”治病的规则。很多人只看得到《伤寒论》归类的十二经病代表的治病小方。殊不知临床上一些顽固性疾病，病程冗长，缠绵难愈，病机复杂，虚实夹杂，证候多变，无法进行准确地归入某一类中。不知各位有没有读过《伤寒论》的序，张师写《伤寒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哀叹今时许多中医走进误区，“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张师的良苦用心，绝不是为了让后人被局限在《伤寒论》的格局里。说到底，治好病才是中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大方治病，自古有之。大方在治法上往往多方兼备，“其处方既寓有巧思，而配伍又极其精密”，能够对复杂的疾病起到最大的疗效。不知口口宣称要用小方治病的医生们，是否真的凭不超过九味的小方治好了这类拥有复杂病情的病人？例如癌症等疑难杂症。不过我今天要说的，大方并不是洪水猛兽，也并不是不被“古代中医”所认证的非正统。大方治病起源于《*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中医方剂分类为大、小、缓、急、奇、偶、复。谓之“七方”。大方为七方之一，根据《中国医学大辞典》大方的解释，中医理论对“大方”的认识有三层含义，即药力凶猛、品味多、分量重。复方则是两方或数方组合的方剂，兼法不是杂凑的方法，而是有纲有法，极其缜密的“和”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是七方最早的记载。成无己在《伤寒药方明理论.序》中说:“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明确把“重”改为“复”。小方，属于《内经》所言七方之一。其含义有三：治疗病势轻浅的方剂；治上焦病，分量轻，分多次内服；病无兼证，药味须少，适用于邪气轻浅而无兼证者。陈士铎《本草新编?七方论》说：“夫小方所以治轻病也，轻病多在上，上病而用大方，则过于沉重，必降于下而不升于上矣。小方所以治小病也，小病多在阳，阳病而用大方，则过于发散，必消其正而裒其邪矣。故用小方者，亦宜小而小，非不可小而故小也。”由此观之，小方有其特定的适应证，不能成为普遍的“用药准则”。一般来说，中医对于大方的理解，往往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药味组合多；二是用药剂量大；三是用药持续时间长。关于多药味组合的临床应用，早在《*帝内经》中即有相关论述，书中认为对复杂病症用小方或中方不能奏效时，可应用重方即大方治疗。医圣张仲景创制鳖甲煎丸、薯蓣丸等寒热并投、攻补兼施的方剂，开创了中医大方治疗难治病症的先河，更是为大方复方提供了很好的组方原则和理论基础，这对后来者研究和使用大方治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药王孙思邈，其《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涉及疑难病的处方中，20味以上的方子就有80余首，多是攻补兼施、寒热气血并调之剂。金元名医李东垣组方药味也较多，后人称东垣先生用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所创制的方剂药味常多达二三十味，是典型的善用大方者。李东垣用药味数虽多，但其每味药的用量小，多选择药力较缓的药物组方，服用时一般制成粗末水煎分服，非常适合脾胃内伤等慢性病，且历经余年的临床验证证明其疗效十分可靠。中药内服的方法治病，无论是以余味中药所组成的“大方”为治，还是采用一两味中药的“小方”治病，或是采用三五味中药、七八味中药、一二十味中药、二三十味中药等“中方”治病，其治病之理均大同小异，都是通过药物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作用于人体，“以偏纠偏”，恢复正气，抵御病邪，使人体气血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这就是中药内服
治病的真谛。
《*帝内经》曾说：“治病有缓急，方有大小。”大方、小方均属于中医方剂分类法和制方法，各有其特定含义和适用范围，为历代医家所遵循。临证时，既不赞成不加辨证地滥用大方，也反对把小方作为用药准则。一般而言，若是初次发病、病情轻浅、幼儿老人等，可以小方、中方取效；慢病久病、病杂势重、体壮气实等，非常法所能取效者，应用大方重剂群起而攻之，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对疾病形成“十面埋伏”之势。
亼毉学的象棋方略是中医遣方用药的一种策略，象棋方略是建立在古代*帝内经中所讲的君臣佐使方略基础上，借助于象棋的文化理念、思想内涵和逻辑思维，运用用象棋的策略、战略和战术方式，在通过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之后，在亼毉學独特的理论指导下，配伍组方，处方用药。
象棋方略中，依象棋关系而设，属于大方派中常见组方原则。药味少在16味，多则32味，以暗合棋子之数。无论药味多少，都有章法遵循。棋子共有三十二个，分为红、黑两组，每组共十六个，各分七种，其名称和数目如下，棋子：帅一个，车、马、炮、相、仕各两个，兵五个。
象棋的棋子种类有：帅、仕、相、車、马、跑和兵这七种。象棋方略中药物是依据这七类种兵分别命名为帅药、仕药、相药、車药、马药、跑药和兵药。象棋方略组成的方剂是由守营系统和进攻系统两大块组合而成。其中守营系统是由帅药、仕药和相药组成，进攻系统由車药、马药、跑药和兵药组成。
象棋组方仅用一方的棋子而不用另一方，是因为这不是下棋，而是借用象棋中每个棋子的内涵定义以及在整个棋盘中的战略战术地位和互相作用的内涵来定义每种类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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